河南省固始县的一些干部在我院干部班学习过，听过我的县域经济专题讲座，他们知道我十分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新现象、新典型。最近他们送我一本书《大象固始》，作者是固始县县长方波，省委书记徐光春为书作序，徐光春同志在序中称“固始让人看到了河南的希望”。近3年来十多家媒体先后报导了“固始经验”、“固始模式”、“固始现象”，详细介绍了一个贫困落后的固始，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民风淳朴、文化浓郁、山川秀美、经济发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奇迹。“固始现象”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象吗？我带着这个疑问拜读了《大象固始》，查阅了许多资料，从而引发了我的一些经济学的思考。

一、“固始现象”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象

经济现象每时每刻存在，像空气一样弥漫式的无处不在，经济奇迹时有发生，但不是任何经济现象都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典型意义、模式意义、道路意义。我认为能称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现象”的标准应有四条：

1、指经济社会发生了质的跃迁，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不仅是每日每月每年发生的经济增长、量的变化、GDP的增加。发展经济学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

2、指一个区域自组织系统的改善，自我演进功能的提升。不是一时一事的成功，成功主要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不只是只跟某个领导的政治命运和政绩相连。

3、在相同的“前提”和“条件”下，这种“模式、经验、现象”是可移植的，可重复的，可普及的，而不是“重点培育”、“人为拔高”的不能推广的典型。

4、这一“现象”在某一发展阶段将会大量重复出现。我们最先发现的“现象”只是引来百花齐开的“一花”。

改革开放以来，可称之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道路、模式、现象”的，有靠改革开放先机发展的深圳，“深圳现象”具有世界性的借鉴意义，全国学习深圳，办了各类特区、开发区几万个；有靠能吃苦、敢创业的人文精神发展起来的江浙模式，温州最具代表性；有靠发展乡镇企业，走城镇化、农业工业化道路的苏南模式。二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三访江村”，把苏南的江村现象上升到“模式”、“道路”的经济学高度。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华西，他们利用上海知青下乡的机遇，大办乡镇企业获得了成功。

中国两千多个县市，几万个乡镇，曾经产生了不少靠特殊资源、特殊区位、特殊政策、特殊机遇获得快速发展的“典型”，其中有的典型昙花一现，有的虽然完成了原始积累，步入了良性循环发展，但并不可移植，不可推广。我认为“固始现象”可以称之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象是因为它的确发生了经济社会的质变，的确初步形成了自我演进的功能系统，它的模式是可移植的。我们预期，固始经验会逐步推广，固始现象会不断出现。

二、“固始现象”的标本性意义

中国是一个国情十分复杂的大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类型的发展地区，需要不断发现新的“模式、经验、现象”，其示范和引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深圳、温州、华西等模式对中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中国正在迈向新的世纪，中央提出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近年又提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任务。“固始现象”在这一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的发展背景下具有标本性意义。

固始县位于中部大省河南信阳东南的边陲，是一个有160万人口的大县，是一个农业大县，是发展起点很低工业基础较差的穷县，是一个在区位、交通、资源都不具有先天优势的县，是一个没有上级政府特别“支持”、“特别财政转移支付”扶持的县。固始县在很多方面具有标本意义，是发展经济学值得关注的典型个案。

“固始现象”是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中部内陆地区贫困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