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农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此时，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当前，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及农业经营体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结构调整的内涵和农业的增长方式也在相应改变。“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新的形势，要应对新的挑战。过去的经验证明，仅仅是在农业和农村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大的政策导向，这就是常说的要跳出“三农”看“三农”。但在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宏观政策相应调整之际，农业和农村领域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也要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跳出“三农”后还要回到“三农”。
　　我们过去强调，解决农业问题，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解决农村问题，要推进城镇化，促进小城镇的建设；解决农民问题，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农民进城。但当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城镇化进程加速，非农产业发展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如何发展？中国的农业如何更具有竞争力，既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能使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在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结构应如何改革与完善，以保证农村的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我们应如何加速农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使农民的权益更好地得到维护？我个人体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议》中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描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是对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未来发展的生动写照。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一、几个深层次、具有一定规律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根据国际经验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调整工农关系，就是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但中国农业的发展、提高务农劳动者收入面临着几个深层次、具有一定规律性的问题：
　　首先，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越来越低。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80年代初的30%以上降到近两年的15%以下。
　　其次，现代农业的发展，受消费者需求驱动，新科技革命和市场化影响，围绕着农业生产，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生产资料供应、食品储藏、保鲜、运输、分割、精深加工、批发零售等产业不断涌现，农业的产前、产后与产中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阶段或环节，在农产品的最终价值中，初级产品所占的份额越来越低。
　　在美国，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步下降，而以农业为轴心的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新农牧业与食品经济仍然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2000年，美国单纯农牧业生产领域的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约为1%，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二项的增加值合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在就业方面，虽然在纯农牧业生产领域就业的人数仅占全美就业人数的1%，但美国食品、服装纺织和农牧业就业人员年所占比重达到了15%。尤其是美国零售行业就业人员的54%在从事食品零售。
　　1997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0.79∶1，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1到4∶1，这既表明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者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他们承受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也更大，收入预期上的不确定性也增大。